一位从未失败的女记者在纽约遭遇了什么？

来源：互联网新闻编辑：余姚网时间：2021/05/09 19:14

作者 | 奥里亚娜·法拉奇

本文收录于《好莱坞的七宗罪》

排版 | 李莉蓉

前言

一位以采访政治家出名，性格固执、坚硬且咄咄逼人的意大利女记者遇到四处躲闪的美国女星时会发生什么？在纽约，一向被采访对象忌惮的女人正遭遇职业生涯上最大一次挫败。当新闻记录者到纽约突然成为主人公，法拉奇性格中的强势、焦躁和不耐烦的一面被触发了。她没有采访到这位代表美国“明亮生活”的女明星，高高在上的她瞬间变的敏感、易怒。她疯了一般在纽约寻找梦露，一位幽灵般存在的女明星。

这是一个追求者与被追求者的心态，一位是急不可待，想要淋漓尽致、从里到外的剥开另一个女人内心世界的法拉奇，一位是被这种炙热的爱和从四面八方传递的信息恐吓到四处躲闪的梦露。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两个从未见面的女人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又从未发生。在这场两个女人的决斗中，另一群人，美国狗仔也在行动着，他们无孔不入的搜罗法拉奇在纽约的一切，他们｜她们的行为就像，就像中世纪决斗场上，一位角斗士正准备用剑劈开失败者的头颅，坐在看台上的贵妇们仍然矜持的把白嫩的左手搭在右手上。这场由两个名女人参加的躲猫猫游戏之所惊心动魄，在于努力而不得，在于步步设套，处心积虑，在于最后一刻金蝉脱壳将一群狗仔们陷入虚假的高潮。这才是游戏的巅峰体验。

从一打衬衣开始的采访

我的这次采访经历是1956年1月9日上午在好莱坞开始的，当时我带着一个行李箱去找导演琼·内古莱斯科，行李箱中满满装着男用衬衣。我是第一次到美国，想在好莱坞和纽约住很少几天，因为这次采访只有一个主题，这就是，我想同玛莉莲·梦露当面谈谈。几个月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个女演员很神秘，很可能见不到她。但是，我并不担心。我在德黑兰的皇宫里采访了索拉亚，当时那里的局势十分紧张；我在布鲁塞尔同汤森德对谈过，当时，他正像一个愤怒的猫一样到处躲藏，避免会见记者。我想，不管怎么说，玛莉莲·梦露仅仅是一个明星，是不那么重要的人，也就是说，比一位女皇、比英国公主的追求者要差一大截。

另外，那打男用衬衣也使我对这次采访满有信心，那些衬衣是意大利裔美籍演员佩皮·伦齐在罗马交给我的，让我转交给琼·内古莱斯科。这位演员发誓说，这些衬衣比一张信用卡有用得多。我对此坚信不疑。我怀着虔敬的心情把这些衬衣装进行李箱，在整个飞行途中，别人都在欣赏大西洋和亚速尔群岛的风光，我却一直在担心这几件衬衣的安宁。我担心，千万别把它们揉皱了。我总觉得，我的这次采访能不能成功，完全取决于送给内古莱斯科先生的这几件衬衣的领子是不是完好无损。经过30个小时的飞行后，从行李箱中把它们取出来时依然完好无损，这就是让我大大松一口气的原因所在。我立即给这位导演打了电话，一提到“衬衣”两个字，效果立即就显现出来。他说，他想马上就同我见面。他立即邀我到他家吃晚饭，他住在20世纪福克斯制片厂里，是那种带游廊的平房。到他家用了半个小时，需要穿越日落大道，那条大道很长，我觉得比我的飞行行程好像还要长。

内古莱斯科在他家门口等着我，通红的脸上带着微笑和焦急的神情。他热情地感谢我，给我端来法国葡萄酒，根本没有问我这次来想要干什么。吃饭的时候，他谈到他的生平，谈到他还是个挨饿的画家时的画作，谈到他的衣服、他的鞋子、他的4个妻子，有了钱之后每一个他都尽心安顿。看起来好像是，我觉得我这次到好莱坞来就是为了采访他。一直到开始上奶酪了，我还没有勇气让他失望。只是到了上水果时，我才把话题转到玛莉莲·梦露上来。内古莱斯科是《如何嫁给一个百万富翁》一片的导演，梦露是其中的演员。我开始向他打听，这位女演员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29岁的可爱姑娘。”他回答说。“当然，与她的名声相比，她有点儿名不副实。然而，她很有雄心，工作起来很投入。她也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笨。他是个胆怯的人，心里老觉得低人一等。别人说话的时候，她张着嘴听着，好像别人说的都是一些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别人问他的时候，她一言不发，担心说出什么傻话来。有时她也嘟哝几句。她从来不会不征求一位朋友的建议就回答问题。有一次，一个记者问她更喜欢哪种颜色。她说：‘请等一下。’她走过来问我：‘琼，我更喜欢哪种颜色？’‘好嘛，’我对她说，‘你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她说：‘没有。你快告诉我吧，你是画家。’‘那好吧，’我说，‘你就选红色吧。’‘好吧。’她说，‘我为什么喜欢红色？’‘这好说，’我说，‘因为红色热烈，像你一样抢眼。’‘那好。’她说。她回答那个记者说，‘她更喜欢红色，因为红色像她一样热烈’。”

他很愿意谈玛莉莲·梦露，最后，我决定向他道出真情：我想采访她，我带着衬衣来找他正是想让他帮我。突然，内古莱斯科僵在那里，狠狠地盯着我。

“她不在好莱坞。”他生硬地回答说。

“这我知道。”我回答说。11个月之前玛莉莲就同20世纪福克斯公司决裂了，她原先同这家公司签订了为期7年的合同，现在她到纽约去了。她认为对方给的太少，要求拍一部影片要给10万美元，对于她的幕后人物米尔顿·格林来说，说服她做出这种造反行动并不困难，她和这位摄影师是好朋友，她听他的，像听老板一样对他言听计从。

玛丽莲·梦露和摄影师米尔顿·格林（1956年）

“我知道她不在好莱坞，”我坚持说，“可是，如果愿意的话，您照样可以帮我一把。”内古莱斯科摇摇头。

“您说错了。”他回答说。“我什么忙都帮不了，任谁都毫无办法。”他的目光落到装着衬衣的行李箱上，脸微微泛红。

“非常遗憾。”他又加了这么一句。

“我也觉得很遗憾。”我说。“但我照做不误。”内古莱斯科又摇了摇头。

“请您注意，”他说，“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你想见谁就可以见谁。可是，有两个人永远不可能与他们面对面地谈话，一个是艾森豪威尔，一个是玛莉莲·梦露。”我说：“我不信。”“那就走着瞧吧。”他说。

成功的希望就在眼前

第二天早上，他打来电话，他的声音有点儿悲伤。原来，那个地址不对，梦露一个多月前就不住那儿了，电报原封不动地给他退了回来。一定要有信心。现在，他把电话打到米奇·米勒那儿，后者是著名的双簧管演奏家。米勒认识玛莉莲，但他不知道她的住址。他说，看来必须求助于阿瑟·雅各布斯，那是她的广告代理，但阿瑟住在加利福尼亚。欧文给阿瑟·雅各布斯拍了一份电报，后者回答说不知道她的住址，但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一定知道她的住址，这就是著名的报刊专栏作家厄尔·威尔森。当时，威尔森在亚里桑那，他的回答是，他一无所知。但他说有一个人可能知道，这就是纽约最富的大富翁、玛莉莲的崇拜者史蒂文·考夫曼。史蒂文这时在这座城市，他在他那富丽堂皇的家里接待了我们，他给了我们每人一杯威士忌，开口说：“现在，请你们不要急。”他建议我们去找记者伦纳德·里昂，他一定知道。我们打电话给伦纳德·里昂，可是，伦纳德的妻子西尔维娅回答说，他到莫斯科去了，走时把地址本带走了，这事得去找厄尔·布莱克韦尔，美国人称他为“名人先生”，因为他有所有名人的地址。厄尔·布莱克韦尔在芝加哥，他灰心丧气地回答说，玛莉莲的新地址是他唯一一个还没有弄到手的名人地址。应该去问问弗兰克·法雷尔，这是另外一名有名的记者，他认识玛莉莲·梦露的律师丹尼，他也许能给我们提供帮助，因为他的妻子是意大利人。在丹尼那里的结果就不必再赘述了。

现在，整个纽约都知道，一个意大利女记者正在寻找梦露，想要采访她，但一直没有找到她的踪迹。就这样，3天之后，记者们开始打电话过来，说是他们想要采访我。他们说：“我要就此写一篇文章。”我感到吃惊，我的吃惊反倒使他们吃惊。有的记者在旅馆大厅等候，想要给我拍照。他们要我的履历，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感兴趣。我和让·戈沃尼因为搞错而被关进48街的一家剧场，我们不得不在观众席的两张座椅上睡了一夜，专栏作家路易斯·索博就这一意外事件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之后，我们谨慎行动，我们害怕，因为每时每刻都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这就是说，在美国，要想一时出名，并不需要太费周折。我和让·戈沃尼尽管并不想出名，我们害怕出名，却偏偏出了名。

我再也不想采访玛莉莲·梦露，这并没有什么原因。现在，我可以承认这一点，我不想再去寻找。这很可能会成为一件丑闻。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来到美国到处寻找梦露的记者”，我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充当这一角色。在纽约和美国的另外几座城市，十几个人在设法帮助我，像是在比着显示这个国家的热情，我不能退让，以免伤了这份热情。我的每一天的每一刻都应该用于寻找，我想去溜达溜达或者去购物时，我不得不悄悄溜出去，我怀着罪恶感去溜达或购物，好像我欺骗了整座城市。现在，在这场变得越来越投入的游戏中，梦露反倒成了次要人物。欧文·霍夫曼不再为寻找她的地址而努力，他的脸色越来越白，他的近视眼镜镜片之后的眼睛越来越暗淡无光，显出几乎可以说是痛苦的失望神情。他找到了米尔顿·格林的地址，他给格林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当然没有得到这位前摄影师的回应。很快，消息传到洛埃拉·帕森斯那里。洛埃拉不知道梦露的地址，但答应帮助我们，答应在一个专栏中报道我们的这些努力，这一专栏的文章同时提供给300家日报。而且他还建议欧文同梦露的另一位摄影师萨姆·肖谈一谈。

欧文立即给萨姆·肖打了电话，很快他就来找我们，他十分激动，嗓子都哑了。他说，玛莉莲就住在萨顿广场2号，就在米尔顿·格林住的那座楼里。

“太好了，”我说，“我们去吧。”

他怯怯地望着我：“我们这是在美国，你以为不预先通知一声就能去打搅像梦露这样一位人物吗？任何一个门房都不会放你进门。我们先得写一封信。”

再见，玛丽莲！再见，纽约！

信当晚就寄出去了，几个小时之后，整个纽约都知道了这件事。记者们的电话又接连不断地打过来，他们又开始在旅馆的大厅里等起来。洛埃拉·帕森斯从好莱坞打来电话，让·戈沃尼正头痛，我的胃不舒服。我们不可能不一出门立即就被发现、就被围起来、就被拦住采访而去参加一次鸡尾酒会。到处都在打赌：“那个意大利女记者能采访到梦露吗？”很多人下赌说能采访到，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米尔顿·格林不会容许。“他会给她催眠，懂吗？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要把她藏起来，以便让人们对她更感兴趣。知道吗，那个可怜的姑娘就是他的英格兰银行。”

第四天，欧文·霍夫曼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正是米尔顿·格林，欧文居然知道他的电话号码，这使格林大发雷霆。他回答说，玛莉莲不在，不然的话，他是会告诉他的。这是对欧文的当头一棒，看到他满脸痛苦时，我也极力显出很遗憾的神情。

“好了，”我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无计可施了。最应该做的事就是，买一张机票，回我的老家算了。”我愿意离开纽约，这样也就摆脱了这一噩梦。可是，欧文说不行，说我不能离开。为我帮忙的这十几个人已经找到广告代理洛伊斯·韦伯，她和玛莉莲是要好的朋友，她打来电话说，无论如何她都要把这些情况告诉玛莉莲，只要约会的时间一定下来，她就会打电话给我。这就是说，我必须留在旅馆，一步都不能离开。这真让人感到厌烦，但我不能辜负这么多人的好意。就这样，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呆在希尔顿花园饭店第18层的那个房间里，面对电视机度过我在纽约的最后48小时。电视节目让人难以忍受，那是我从来不曾忍受过的折磨。在被迫关在房间的这一天一夜当中，我看了14部电影，5场拳击比赛，8场橄榄球比赛，10部新闻短片，3场歌剧，5场小歌剧，7场儿童节目，两场为脊髓灰质炎募捐的歌舞节目，18场音乐节目，两节缝纫课，4节儿科课，上百个广告。我学会很多东西，可以做任何一种蛋奶酥，可以将最任性的婴儿包裹好，可以唱任何一首牛仔歌，可以熟练地描述拳击手休格·鲁宾逊战胜博博·奥森的那一拳，可以讲清楚印度支那发生的那些事件，可以向最一窍不通的人解释清楚为什么田纳西州生产的西红柿酱优于俄克拉荷马州的西红柿酱。所有这些都是在我接听电话的同时做到的，那可是我这一生接听的次数最多的电话。

我憎恨玛莉莲，憎恨她的身条，她的胆怯，她的金黄卷发，我只希望赶快回国。另外，我已经见过她，是在时报广场，是在橱窗里的那些有名的照片中见到了她。在这些照片中，她像是一丝不挂地站在红地毯上，人们可以随意购买，每张只卖25美分，一美元则给5张。好心的韦伯夫人给我打来电话说，如果我能采访玛莉莲，她会非常高兴，这一消息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过去的所有努力都在于设法找到她，因为她没有再回家。

星期二下午——我预定了座位的飞机就是那天起飞，终于熬到了，这简直就像是给我的一件最好的礼物。我急急忙忙收拾好行李，唱着歌来到机场。飞机已经停在艾德威德机场的停机坪。飞机很大，闪闪发亮，我真想好好摸摸它。我感到遗憾的是，就在我感到如此轻松的时候，让·戈沃尼一定十分伤心。欧文眼含热泪送我的情景也让我感到遗憾。可是，就在起飞前10分钟，他们给我打来电话。那是洛伊斯·韦伯的声音，她满心欢喜，很有成就感。她告诉我说，一切终于安排好了，今后几天内我就可以会见玛莉莲了，也许就在明天。

“谢谢，”我回答说，“我乘坐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的行李已经装进机舱。请代我向玛莉莲问好，请告诉她，我不会怨恨她。如果她来意大利，我很愿意见她。可以打电话到米兰找我，什么时候打都可以。”

这时，广播喇叭响了，请乘客们登机。我跑过去排进登机队伍。“谁打来的？”欧文问我，镜片后的眼光中闪出一丝疑惑的意味。

“一个朋友，女的，”我回答说，“她要向我道别。我告诉她说，欢迎她到意大利来。”

“噢，是这样！”欧文显出失望的神情。我却感到，终于摆脱了一个梦魇。飞机起飞时，我没有一丝惋惜地看着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夜间，在大西洋上空，我睡得十分香甜，很像个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