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亮工晚年焚书心迹略考

来源:互联网新闻 编辑:余姚网 时间:2018/09/26 11:24

一位著名作家于晚年自焚己著,在中西文学史上皆属鲜见罕闻。清初诗人周亮工即为其一。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一字减斋,号栎园。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任莱州府潍县令,浙江道试御史。顺治二年(1645)降清,官至户、吏两部侍郎。他少有文名,为文以复古自任,不肯随附时调,十九岁加入吴众香主持的星社,此后不辍吟咏,所历日深,持论弥高。既反对前后七子的盲目复古,也不落竟陵派“幽深孤峭”的樊牢。他认为:“古人为诗,未有舍性情而专言格调者。今人好称格调,而反略于性情,此诗之所以不古也。”因此,他主张应当“得古人之意,而深之以性情”。这种主张与创作实践,和同时代“江左三大家”的努力相合相即,扭转明代诗歌(主流为前后七子)专崇汉魏盛唐,“模拟剽贼”之弊,开倡了清代新诗风的先声。因此当时“主持东南坛坫”的钱谦益对他颇为推许:

情深而文明,言近而指远;包函雅故,荡涤尘俗。卓然以古人为指归,而不复堕入于昔人之兔径与近世之鼠穴,信栎园之雄于诗也!或曰:“子之推许栎园也,其指要可得闻乎?”余告曰:“有本。”(《赖古堂集》卷首《赖古堂诗集序》)

不只是诗坛大家钱谦益对他评价很高,当时士林中人也多以得栎园一诗一序为荣,并以此为扬名之阶。屈节仕清于操品固然有玷,然而栎园怜才下士,好奖掖寒门,或代梓穷愁之遗稿,或周恤逸民之孤孀,兼以雄才博学,文采风流,清流遗老,多所交结,因而名重于世。殁后黄虞稷作行状,概括栎园生平,盖棺之论,可见其地位、影响、人格及遭际的大端:

吏事精能,抚戢残暴,如张乖崖。屡更槃错,乃别利器,如虞升卿。其文章名世,领袖后进,则如欧阳永叔。其博学多闻,穷搜远览,则如张茂先。其风流弘长,座客恒满,则如孔北海。其心好异书,性乐酒德,则如陶渊明。其敦笃友朋,信心不欺,则如朱文季。其孺慕终身,友爱无间,则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试用不尽,则如范希文。而遭谗被谤,坎 挫折,又如苏长公。(《赖古堂集附录?行状》)

栎园一生著述颇丰。自诸生以至历仕所得诗章皆付梓,有十多种刻本。庚子(1660)春又亲自删定,并由其子周在浚(雪客)刻于江宁,即《删定赖古堂诗》乙酉(1669)“复广赖古之全,尽收诸集而次第之,增以《偶遂恕老近诗》,合为全稿,缮写成书”。但就在次年,他忽然“中有所感,咸尽取焚之,并旧所梨枣,亦付一炬”,而平生所作的三百多篇文章,还没来得及刻印,也在这火中“等归荡灭”。今传世《赖古堂集》二十四卷,是周在浚编葺旧刻,搜辑遗稿而成,存诗大多是庚子前的作品,而文章只保留了三分之一。此外,还有说部和编纂的著作十几种得以留传后世。

由此可见,栎园烧掉的主要是自著诗文和那些印刻行世且颇有影响的说部诸作。对于焚书这件事,众说纷纭。他的儿子周在浚是在场的直接目击者,对此事的追记应该是最准确真实的了:

生平著作甚富。前岁一夕慨然曰:“一生为虚名误,老期闻道,何尚留此耶?!”命尽火之。(《赖古堂集附录·行述》)

同时代的虞山派诗人钱陆灿也有记述:

庚戍再被论,忽夜起彷徨,取火尽烧其生平所纂述百余卷,曰:“使吾终身颠踣而不偶者,此物也。”(《赖古堂集附录·墓志铭》)

钱陆灿的说法可能也是来自周在浚,大意基本相同。中国历来的文士,大多有儒冠误身,文字穷人的感慨,每每通过作品发泄出来,但很少有激烈到亲焚己著的。西方也不乏同样的认识,举较近的例子,布罗斯基曾就诗歌本质,诗人和世界的关系作了简明而深刻的考察:“当一个人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时,他就成为了一个所有法则——重力,压抑,抛弃,毁灭——都朝他瞄准好了的异物。”“对于诗人来说,个人的道德姿态,个人真正的资质,是由个人的审美观决定和形成的。这就是诗人们总觉得自己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原因。”(《二十世纪外国重要诗人如是说》第387、388页)然而隔膜也罢,对立也罢,不堪也罢,诗照旧要作,这就像一个信徒,明知其信仰与现实生活不能相容,内心也有种种哀怨,终归百死不回,可见其纯粹与虔诚。因此,焚书之举,既然是被感慨所激,那么他的身世遭际必有极深极痛极不可平者,使这感慨的强度远远超诸一般的穷苦哀忿之上。

    

周亮工行书七言律诗扇面

就此而言,栎园的“慨然”是源于一生的坎,而非一时一事的触发。正如钱陆灿所记:

公材器挥霍,善经济,喜议论,疾龌龊拘文吏。当大疑难,专断生杀,神气安闲,无不迎刃解者。自筮仕即在兵间,寻擢台职,益欲以意气自奋,不幸遭乱归。才为时需,十年之间,晋历卿贰,然时时与世抵捂,关木索婴,金铁抢地而呼天者数矣。(《墓志铭》)

栎园确实颇具才干,身仕两朝,并非没有施展才略的机会,但屡受劾谤,大起大落,到底不能逃脱仕途败北的命运。明末,他初任潍县令,当时天下大乱,他“誓死登陴,守青阳楼者半岁,城卒赖以全”。(《赖古堂集附录?年谱》)癸末(1643)举天下廉卓行,取入京师,次年授浙江道试御史。但不到十天,李闯破京,他投缳自杀,被家人所救,于是逃归白下,“从明福王朱由崧于江宁。”当时马士英、阮大铖用事,党争甚剧,排诛清流,栎园被诬从贼,下狱,因讯无佐验,乃复其官。而马、阮欲其弹劾刘宗周(左都御史),始肯补用。栎园不肯谄附,见事不可为,便跳出局外,栖隐城郊。从这一时期的经历看,栎园才略初显,志节也颇高。只因邪佞当道,以致尽才报国的志向无法实现。他早年的诗歌可为佐证:

共指狼星皎,天弧未肯张。此身同渤,吾道总秕糠。不自我先后,谁为别雨旸。可怜时已晦,正色尚苍苍。

旧京同一梦,掩衭自辛酸。

虎步渊回矫拂云,羞将一剑任妖氛。十载籍尔驱车力,九拒惭予解带勋。作牧空传菜子国,撼山犹易岳家军。桓侯莫谓宁堪语,如子雄姿讶逸群。

栎园仕清的原因难以详考。简单地说他贪恋富贵,似乎贬低太甚;才高志大,难以自抑,或者更近于其隐衷。入清最初十年,是栎园仕途上升的阶段。乙酉(1645)清师南下,以御史招抚两淮,授两淮盐运使,次年擢升为布政司参政淮扬海防兵备道,很快又擢升为福建按察使。当时新朝初立,兵戈未宁,他竭尽才能,理兵备海,战功颇著。但朝中总有小人作祟,虽然官署频迁,任用不一,却始终局限于闽地,所谓“不知公者,其谓朝议以闽委公,其筹闽也;熟知公者,其谓朝议以闽委公,实以公委闽,其制公也”。(《墓志铭》)直至顺治十一年(1654),才擢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离闽入京。他刚上任,便疏言闽事,又进陈用兵机宜大事,都被顺治帝采纳实行,十二年六月升为户部总督钱法右侍郎,不久推吏部左侍郎,达到了一生仕途的巅峰。但这次任用的结局并不比甲申那次稍好,同年七月,福建总督佟岱参劾他在闽“贪酷”,十一月革职赴闽质审。此案牵连甚广,历时颇久,疑点也很多,时人多认为是冤狱(可能涉及满汉之争),先后七年才了结,仅因会赦身免。康熙元年(1662)复佥事道,补山东青州海防道,五年后升为江南江安督粮道,次年代理安徽布政事。然而,当他正欲有所作为时,祸事却又接踵而来。康熙八年(1669),“漕运总督师颜保劾亮工纵役侵扣诸款,得旨革职逮问,论绞。九年复遇赦得释。”(《贰臣传》卷十)钱陆灿所说的“庚戌再被论”,就是指这件事,焚书也就是这个时候。

陈寅恪先生曾说:“纵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多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二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卷三,四页)以陈先生的观点衡量栎园,可能不足以列入纯然的贤者拙者,但也绝非不肖与巧者。甲申国变,中原板荡,他没有抗志复明,也没有抱一栖隐,而是很快便归附新朝,于大节固然有亏,但从他的诗文与实际行动来看,当栎园看到多年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尽苦难,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于是施展一番才略,早息干戈,致力太平,便成了他的深切心愿。“干戈吾已厌”,“干戈满眼上公车”,厌兵希靖的思想在国变前已多有吐露。治理闽地时,“八郡皆先生车辙所至。先生益悉民疾苦,思有以苏息之”,“表率群吏,一尚宽慈,凡一切羡余陋习,悉禁不入。”在青州赈旱,“免黄放白收之弊,又单骑从部臣驰烈日中,察户口贫富,使惠泽不虚。”在江南督粮,又革奸除弊,“有司旗甲始不敢苛,编户百姓实蒙其利。”(《行状》)虽然是为新朝效力,但始终以百姓的休戚理乱为念,这在理想上是一以贯之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每每因直道得罪奸胥蠹宦,乃至构谤相加,必欲去之而后快。栎园虽非纯然的贤者拙者,所感受的苦痛却实在多于欢娱;所以苦痛,正是因为他不能做到不肖和巧,徒食干禄,辜负兼济天下的志向。而宦海浮沉毕生,屡屡受挫,理想终归碰壁,才略到底难施,事业究竟成虚,一番番苦痛于是郁结成大的忿闷,忿闷发展为绝望,终觉百非而无一是。在这种心境下,尽焚己著的激烈举措,实在是水到渠成,不足为怪了。

在这大的苦痛中,也包含着极深的悔愧。一身二仕,栎园并非不知是终身之玷,内心的阴影始终不能抹去。己丑(1649)在邺下南寺看到他的恩师张林宗生前的题壁旧墨,泫然泣下,吟道:“惭愧当年事,浮名不可藏。”“铁网难收处,蛟龙解秘藏。”庚戌焚书“一生为虚名误”之意,于此可见。他如“闲看老衲心无外,悔到深山意倍纷”、“谁为饥驱落世网,驼头不敢厌尘飞。”皆是对往事的反省自责。庚子后五言古诗更见苍苦,直披肺腑,浑然血泪,分明是诗人的忏悔独白:

昧不闻大道,安能得前知?高樾有奇荫,枯树无华枝。危途不暂远,危机不暂缓。虽有鲁阳戈,白日何由返?老铁铸错成,大悔亦已晚。

掩涕拥敝衾,细数平生误。披诚说向人,谁能谅我素。

而伴随这悔愧之情的发生,同时也埋伏下焚书的潜因。如果说对未来功业德勋的期待和努力尚能平衡道德人格上的失落,那么,随着宦海的浮沉,渐渐看清理想的不可行,这枚日益落空的砝码便不再能维持心理的稳定。“相期强善饭,悔不早焚书”,悔者,是懊悔为了一点虚妄不能实现的抱负,放弃了本可守住的节操,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及至看清,已然九州铸铁,百死莫赎;愧者,是愧对故国,愧对那些抗志凌云的旧侣孤臣,愧对自己的良心和本可清白高尚的人生。这错误太大,整个人生都错了,原以为重要的其实并不重要,那真当宝贵的却已不能挽回。书——著作是心声之吐露,人生之记录,既然人生已误,此身已矣,则这些乖舛可悲的吐露与记录又有何存留价值呢?!在这点上,栎园的心境或者相应于濒死的黛玉,都是因为最执著事物的幻灭而悲苦莫名。只不过黛玉焚稿是因为情,栎园焚书则缘于志。

栎园殁后,清初著名遗老吕留良应周在浚之请,为《赖古堂集》作序一篇,文中对焚书之事深予剖析。认为栎园焚书之举是“有所大不堪于中”,“惜其书,不如悲其志也”,具体说来,即:

豪士壮年,抱奇抗俗,其气方极盛,视天下事无不可为。千里始骤,不受勒于跬步;隐忍迁就,思有所建立。比之腐儒钝汉,以布紟终敛村牖,固夷然不屑也。及日暮途歧,出狂涛险穴之余,精销实落,回顾壮心,讫无一展,有不如腐钝村牖之俯仰自得者。吐之难为声,茹之难为情,极情与声,放之乎无生。彼方思焚其身之为快,而况于诗文乎哉?!然则从其焚而焚之乎?又不然。焚者,志也;其不可焚者,书也。知其焚,又知其不可焚,使他日不自焚,以得乎栎园之所以焚,是在雪客(周在浚)而已。(《赖古堂集序》)

吕留良的评论可谓直抵根髓,照见栎园焚书心迹所在。简而言之,这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事件,是一次绝望的事件。在此绝望中,栎园感受的苦痛不是道德的堕落,而是意义的虚无;不是新道德与旧道德的斗争,而是传统人格理想与现实人生理想的矛盾。新旧朝代嬗替之际,尤其是涉及异族统治,二者的矛盾便每每加剧而绝不相容。二者各有意义,得其一则人生亦差可自足。栎园恰好生活在二者绝不相容的时代,势不能兼美,才选择上后者。然而,颠踬蹉跎,老大无成,现实的人生理想最终未能实现,便连同前者一并失去了。所以,焚书事件的本质,其实是一位诗人追求人生意义而不得的悲剧结局。用栎园自己的诗来形容,实在是“调苦而心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