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检察官”为何要脱离体制?

来源:互联网新闻 编辑:余姚网 时间:2018/08/20 22:45

曾替杀婴妈妈求情的“明星检察官”杨斌辞职了,已经在体制呆了23年的她为何选择离开?“是因为不在乎地上的那把米,才能够自由飞翔,还是因为能够自由飞翔,所以鄙视地上的那把米?”

来源:南都周刊

主笔_黄昌成 实习记者_李嘉丽 广州报道

摄影_卢慧明

从五羊邨地铁D出口钻出来后,沿着右手边一直快步走,经过一家银行、一家幼儿园和一家中医门诊部,刚好看到前检察官杨斌将自家的院门开了条缝。我探身进去,大约10平方米的小院,昨晚的落叶还没来得及清扫,但角落一溜高高矮矮的盆栽却绿得逼眼。虽然南国的天气暧昧而多变,但春天终于还是来了。

这是杨斌正式辞职之后的第二天。3月20日上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免去杨斌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法律职务的决定——检察员要由其本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进行任免,这是杨斌最后一次用体制内的身份为我这样的普通公民进行普法教育。

在社交平台上,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叫她“杨律师”了。的确,经验告诉我们,从公检法系统里辞职出来的检察官法官,绝大多数会当律师:在很多人看来,这只是法庭上的控方和审方变换了一个说话的位置,更改立场坐到辩方律师的席位上去了,连改行都称不上。

而杨斌也的确有当一名律师的打算,她享受在办案过程中获得的职业成就感。在近几年的广东官场,公务员辞职下海的声音不绝于耳。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是2013年9月原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出任格力副总裁,而他此前被誉为广州公安系统冉冉升起的“新星”。

杨斌离职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陈伟才。她自己认为,其中最根本原因是,“这个社会日渐活跃起来了。”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还是跟她在2005年周模英案中那份柔肠百转的公诉词曾引起极大关注,而近年来又在社交媒体上直言体制不足有关。

在广东,也只有在新浪微博上拥有360万粉丝的廖新波的职务变动所引起的波澜能和杨斌媲美了。在去年4月份,廖新波被免去广东省卫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一职,转任该单位巡视员,曾一度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

“他说的话不算敏感吧,是到年龄了吗?”这是杨斌听到我提起廖新波时的第一个反应。随后她转念一想,“或者像我们这样实名发声的真的很少吧,这个系统希望我们都是一个模糊的、不可辨认的、带着面具的群体。如果有人敢摘下面具站出来,这可能是让某些人不安的事情。”

最后一天上班

2005年羊年春节过后,杨斌在单位上了一天班,紧接着申请了两个星期的年假,然后递上了辞职报告。

在离职前的一整年中,杨斌主要的职责是在广州市检察院负责企业和个人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这是2013年最高检颁布的一项规定。

“我们把他们递交的相关资料和信息输入电脑,就可以自动出具证明。”在杨斌看来,这是高中毕业生都能干的工作。

杨斌上班的最后一天,一个女士来到检察院办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她所属的企业在广州市天河区工商分局登记注册,法人代表是一名香港人。在此前,外资企业的无行贿犯罪记录查询是需要到省一级检察院来办理的,但目前省检已经把这个权力下放,工商登记所在地的检察院就可开具相关证明。

在找到杨斌之前,那女士已经为这个证明跑了两天。她先是去了广东省检察院,省检让她到天河区检察院,但区检察院又让她要到市检察院。杨斌了解情况后,对她说:“我给你出证明,你到外面等一下。”杨斌转身给天河区检察院的一个科长打电话,将情况反映后说:“办这样一张东西,让人家跑来跑去,于心何忍。”

杨斌承认自己并不热爱这个智力含量并不高的岗位,但她仍然希望自己能将工作做好。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办事找关系的习惯,杨斌经常会遇到找人托关系办无行贿犯罪证明的公司,每当这个时候,她会一边帮他们办理手续一边说:“你们不需要求任何人,帮你们办这个证明是我们的责任。”

递了辞职报告之后,杨斌觉得一身轻松。成为一名自由人,抛弃了之前体制对人的禁锢和限制之后,她希望,2015年是自己人生最为美好的一年。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离职之后,除了做律师之外,她还有很多想法,“也会做一些生态自然的、田园方面的、手工的事情。”

当然杨斌还会继续自己的公益事业。2013年6月,她发起了广东省内首个专为刑事案受害者设立的救助组织——“天祥关爱计划”。“天祥”是她父亲的名字,老人为救助行动捐出了第一笔启动资金5000元。

“在你辞职的过程中,领导有表示要挽留你么?”我问。答案是没有。她是3月16日星期一交的辞职报告,周三检察院政治部就打电话通知她说批了,周五市人大常委会免了她的检察官资格。

一位同事私下发私信和她说“想想都有点心寒”。

她却回道:“他们终于干了一件人事。”

她认为,对于所有立意离开的人,体制不需要虚伪的挽留。

在一篇文章中谈起离职的感受时,杨斌说自己“没有纠结,没有遗憾,没有失落”。但真的就是那么云淡风轻吗?3月23日晚上,杨斌回单位收拾东西,装了满满一后备箱:“明天还要继续。衣服、书、折叠床、被子……十年了,这里也跟一个家差不多。”

离职之后,单位的同事请她吃了一顿饭,算作告别。她察觉到了,熟悉自己的人,包括同事,都觉得像她这种人是迟早要离开的。“我觉得很悲哀,似乎大家都意识到了,有独立人格的人在体制内很难生存下去。”她难免有这个感慨。

一个法官或者检察官从提出辞职到完全办妥离职手续,目前来看并无严格的时间规定。杨斌从递交申请到被免职用了5天时间。而去年辞职的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副庭长菅志远,他的辞职手续在原单位拖了两三个月。而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刘仕毕在去年10月8日递交了辞职申请,6天后获批。

他坦言辞职理由和杨斌并不相同:“杨斌是法律人情怀,因为没办法上庭而辞职,而我主要是想尝试新的领域,挑战自我。”

在辞职前,刘仕毕做了21年法官。他认为出于法官职业道德和伦理,法官需要慎言慎行,自愿放弃了个人的一些社会交往,但制度并没有从待遇和职级的晋升上得到相应的补偿:“譬如说你的判决书写得再好,但知识产权就不是法官的,你想日后结集出版都不可能。”

如今,已经离职半年的刘仕毕正在为实现财务自由而奋斗,他用了“天地广阔,心情大好”来形容辞职后的感受。目前他在一个金融控股集团下属的资产管理公司任职。另外他已接受广州一家正在筹办的新型律师事务所聘请,拟出任首席传媒运营官。刘仕毕笑着说:“法律、传媒、金融,我都想玩。”

相比刘仕毕的忙碌,刚刚辞职的杨斌则要清闲许多。自家房子本来在沙河顶水荫路,现在之所以住五羊新邨是因为方便儿子上学租的。如果在以前,每个工作日早上,杨斌都会从家里走路上班,她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要么沿着广州大道一路走,到中山一立交桥下拐弯顺着黄埔大道一直走到位于黄埔大道西66号的广州市检察院;要么走上南方报社门前的人行天桥,往珠江新城里走,然后到达目的地。

如今的杨斌,已经清空了自己在检察院的办公室,再也不需要往黄埔大道西66号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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