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活过,爱过,写过

来源:互联网新闻 编辑:余姚网 时间:2018/10/17 19:16

文|狄马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坛上,一个声音猝然响起,又兀地终止,像一颗眩目而美丽的闪电划过一个萎靡而消顿的天。他太独特了,以至于连一班惯会吃茶喝酒、种花养鸟练书法的文人也无可奈何地称他是“一个独行侠”。事实上也是这样。王小波在生前像大多数的先觉者一样,作品并不为主流话语圈所接纳,只是朋友们对他一直呵护有加,称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浪漫骑士”,现在我想借用司汤达的墓志铭来概括他多姿多彩的一生。

活过

王小波出生于1952年,那时,正逢土改复查的初期。他的爸爸王方名是一个有名的逻辑学家。因解放初期毛泽东接见过他,所以运动开始就写信给毛反映四川某地的极“左”问题,结果信未呈达,就被打成“反革命”,故老头儿把他的儿子,命名为“小波”。说起他爸,对他影响还真不小。当王方名晚年将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告诉他时,他说就好像看一部恐怖电影,并用充满揶揄的口吻讲到父辈们的做学问,说:“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

他有一个哥哥,小时候俩人常偷看爸爸柜子里的书。顺便说一句,那时政治气氛紧张,许多知识分子都把认为不合时宜的书锁了起来。他哥哥用的显然是火中取栗的办法,对弟弟说,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王小波这个问题上,他爸爸显然没有讲“逻辑”,用王小波成年以后的话说,是“偷书出来两个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个人挨,……虽然很吃亏,但也不后悔”。此外,他还说:“人有兄长是好的。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

长大后,他先是准备学化学,学的也不坏,老师讲的都能听懂,但化学得做实验,这就不是他的强项了。用移液管移液体,别人都用橡皮球吸液体,而他则用嘴吮。他也知道移液管不能用嘴吸,只是橡皮条经常找不着。吸氧气当然没什么不好,只是有一次,他竟然用嘴吸浓氨水,以后回忆起那感觉时,他说:“好像吸到了陈年的老尿罐里”。又有一回做萃取实验,他一个星期内漏掉了五大瓶氯仿,那玩意儿是麻醉剂,他自己有点迷糊,同学们大多感到头晕,把他宣布为“实验室里的人民公敌”。后来他想:继续干化学,毒死我不要紧,毒死同事可不大好。虽然在事隔几十年后,还遗憾地说:“我对这门科学一直恋恋不舍,学化学的女孩很多,有不少长得很漂亮”。

后来改学数学。虽然学数学的女孩少,长得也一般,但好处是毒不死人,而且无论运算、推导,他都像闪电般快,只是结果不一定全对。同学们评价他说,你做数学题像小日本一样疯狂。

对王小波一生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知青生活,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与“知青”有关,而杂文随笔更是处处留痕。他不遗余力地讽刺军代表,讽刺蒙昧、愚蠢、单调的知青生活以及造成这种生活的制度本身。

那时候没有书看,他就经常下棋。可奇怪的是棋艺非但不长,反而变庸。以至于后来,只要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就引起他生理上的反感。他说:“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多”。生活条件也差,单说医疗卫生一项就令人啼笑皆非。那时,医院里没有大夫,真大夫全下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单留一些骡马队出身的假大夫。其他的手术不能做,光做阑尾手术,但光找阑尾就没有一次在一小时之内找到的。他们抱怨说,马的盲肠就很大,骡子的盲肠也不小,可就是这人的盲肠太小,不好找。闲着聊天时,王小波就对他们说:“你们对人的下水不熟悉,就别给人开刀了”。你猜人家怎么说,“越是不熟就越是要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最可恶的是,每次手术他们都让生手来做,以便大家都有机会“学习战争”,因此阑尾不可能一下子找到。后来,王小波在一篇文章里还给他们说“好话”:“虽然有些刀口偏左,有些刀口偏右,还有一些开在中央,但所有的刀口都开在了肚子上,这实属难能可贵”。可补充了一句说:“原来我最爱吃猪大肠,自从看过这个手术,再也不想吃了”。

后来他参加了高考,告别了知青生涯。说起高考,他还有个笑话。当时一门课程要背“十次路线斗争”,可他总是记不住错误一方的代表人物,他自嘲说:“我记不住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名字,这是因为我不想犯路线错误”。可问题是,既然想上大学,就得记住每次斗争的“左”和“右”。后来整天默诵,总算把题里的“左”和“右”记住了,可生活中真正的“左”和“右”却忘记了。在美国开车时,他老婆在旁边说:“往左,往右”,他马上就想到了王明和陈独秀,弯却拐不转,结果撞坏了保险杠。后来老婆改为揪耳朵,情况才稍微好转,保险杠也不再坏了——而令人气恼的是,那道习题竟然没考。

1984年,王小波去美国半工半读,有一段打工经历。有一回,是给一家上海人开的餐馆装修房子,可老板是个吝啬鬼,不给他租工具,他就和一个叫“老曹”的人“白手起家”,任务是用锯子下料造门。正在干活,一个美国人过来,问他们以前是干嘛的,他没说他是大学教师,这会给学校丢脸,老曹也没有讲他的来路,因为说出去丢的是“沪东船厂”的人。于是王小波说,我们是艺术家!可美国人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是艺术家!他暗自得意,我们身上的艺术气质是如此浓郁,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谁知老外又补了一句:因为工人没有像你们这样干活的!事后,经调查,他们拿的锯子的正确用途,是在花园里修剪枝杈。从国外留学回国后,王小波辞去了公职,以写作为生,直至1997年4月11日,他突然逝世为止,他过的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生活。

爱过

提起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令许多人艳羡不已。尤其在一个爱情日益物质化、房子化、猪肉化的年代里,他们的爱情是那么地纯洁浪漫,无言地嘲笑了一切市侩男女的精打细算。

李银河后来有一篇回忆文章,说“《绿毛水怪》是我和小波的媒人”。说的是王小波早期的一篇小说《绿毛水怪》的手稿,传到他们共同的一个朋友那里,虽然它还很幼稚,但是其中有些东西已深深地拨动了李银河的心弦。最奇怪的是小说中的一个细节,讲的是主人公爱看的一本书《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而且王小波借主人之口盛赞道:“我看了这本书,而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李银河在看到《绿毛水怪》之前,刚好看过这本书,而且感觉和王小波的竟然十分相似。她一直觉得这是她心底的一个秘密,谁知被人轻易截穿!她不禁暗忖作者:这是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我和这个人之间早晚会发生点什么事情。

他们的恋爱也非常具有戏剧性:在正式见面之前,李银河可能见过王小波,但印像不深。只是读过他的一些小说。有一次,王小波到李银河供职的《光明日报》编辑部去聊天,说了一会话,王小波大概觉得比较投机,就问李银河:“你有对象了没有?”李答:“没有”,“那你看我怎么样?”坦率得像一个过家家的儿童。

我们不知道李银河是怎么回答的,只知道当时双方按世俗的观念看差距很大。李是大报编辑,王可能还是一个工人。而且王方名当时还没有平反,全家挤住在教委大院角落的几间平房里。因此,李银河的母亲就有些反对。虽然老人家不喜欢“小白脸”,可王小波也黑得太离谱,用老人家自己的话说:“这孩子傻大黑粗的,看上去很怪”。顺便说一句,朋友们经常拿他的长相开玩笑。有一次,他的朋友唐灿和冯小双请他到一家餐馆吃饭。在路上,王小波说头两天他在邮局被小偷掏了钱包。唐灿说,这就对了,小偷八成是把你当成了能下力气挣钱的民工。而正是这个黑咕隆咚的人却长着一颗睿智的头脑,这一点,李银河深信不疑,也是她顶住世俗压力,漠视传统偏见,坚定不渝地爱着王小波的内在原因。哲人说:“一个女人能忍耐贫穷追求精神的相通,那么,这个女人连同她的爱情都是伟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银河应当使所有生活在庸常境界里的女人惭愧。

1982年李银河去了美国,1984年王小波也去了。而王小波没有奖学金,李银河的奖学金两个人用。王小波开始打了一段工,后来,李银河就不让打了,理由是“我不忍心让那样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杂活”,而《黄金时代》正是在那时构思和写作的。

据李银河的母亲回忆,李银河一回娘家,把包一放,就给王小波打电话:小波,冰箱里有什么,你热着吃,电话遥控安排吃饭。母亲就说她:“你以后买个大饼套在他脖子上,要不你回去他就饿死了!”可见李银河对王小波关怀备至。而她母亲则长期在人民日报搞农村宣传,不大懂文艺。老人家真正认识王小波,是在他去世之后。对王小波的一些作品,有些看不懂,有些看不惯。她说王小波的小说有点“黄”,年轻人就开她玩笑,说:“不黄,正好”;她说有些“怪”。年轻人说:“不怪,主要是你没看懂”。这是以后的事了。

偏偏天妒英才,王小波正当45岁的盛年却猝然撒手人寰。这对一个沉浸在爱的信念中的女子来说,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997年4月26日,遗体告别仪式后,人们扶过李银河,让她再看一眼心中的至爱。伏在王小波身上,李银河却颤抖着只会说出几句简单的话:“小波,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不说话?”泪水夺眶而出,滴在小波的脸上,那泪珠儿却不滚动,因为死者脸上涂了化装的油彩,全然不似活着时候的皮肤了。

但她说,“从《绿毛水怪》开始,他拥有了我,我拥有了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他的爱都只给了我一个人。我这一生仅仅因为得到了他的爱就足够了。……我不需要别的东西了”。

写过

王小波一生致力于小说创作。主要作品包括《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等,其中《黄金时代》、《未来时代》先后荣获台湾《联合报》系第13届、第16届中篇小说大奖。他后来在谈到青年人的志向问题时,用他特有的幽默说,“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

九十年代以来,王小波开辟了杂文随笔写作的新领域。这些文字从社会文化批判到伦理道德论争,从写作艺术到文学评论,从日常住行到大众传媒……无不倾注着他一颗思虑深沉、幽默独特的心。

他反对愚昧,提倡启蒙。他说,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并且他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因为“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所以,他不遗余力地讽刺传统知识分子,说他们有两件事做,一是创造精神财富,二是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

他认为在一切领域里,思索真理是最快乐的事,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那么他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他鼓励知识分子成为“思维的精英”,而不必成为“道德精英”。他用一个很有趣的类比讽刺那些屁事也不干,专门喜欢给别人干出来的事打分的人。他说,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

他鼓吹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有一个很有名的笑话,说他在北方某城市里见到了一群耍猴的人,锣鼓过后,说了一段开场白: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现在给大家耍场猴。他说,他不喜欢猴戏,可一走开,就背上了破坏社会主义文化的罪名,但一场烂猴戏也强要人喜欢,太过分了。

在他在世的年月里,一些人攻击“格调低下”,提倡“伟大、高雅”正欢。可他说,假设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决不肯。……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因此,他甚至得罪了一些提倡“重建精神结构”的人。他在一篇杂文里,讽刺他们说,“重建精神结构”是好事,可别建出个大笼子把大家关进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顿。基于这种自由主义的立场,他喜欢孔子,说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至于孟子,他不喜欢那种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儿,他说“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这种“泛自由”的理论甚至波及动物。有一次,他的一位伙伴见大公鸡踩蛋,就拣起石头狂追不已,他问这是干嘛?人家回答,鸡在耍流氓。当然鸡不搞登记结婚,全是婚外强暴,而且是光天化日之下。但他还是劝说他的伙伴:它的行为虽然有伤风化,但并不会损害我们。所以,由它去吧。……

总之,这个人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一生,在他有限的四十五年里,他像司汤达一样“活过、爱过、写过”,这就够了。此外所有的精力,让我们留下来读他的作品,然后像他那样为保卫自由而努力工作。

文章来自狄马之思想的防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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